文献精读｜Floridi《数字主权之争》：企业与国家那场不对称的角力

一、学者坐标：为什么这次跳出空间法

本栏目此前只收空间法名家。这一篇起，学者轴正式扩出两个新领域——AI 法律与政策、数据法。开篇人选是 Luciano Floridi。

他是当代数字伦理与信息哲学的奠基者之一：提出「信息圈」（infosphere）与「信息哲学」，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数字伦理实验室创始人，后转任耶鲁大学数字伦理中心主任，并在博洛尼亚大学设有教席。他的思想横跨隐私、AI 伦理、平台责任与欧盟数字政策，是欧盟《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专家组的核心成员。选这篇 2020 年的《数字主权之争》作为入口，因为它够短、够清晰，且把本站长期关注的数据治理、出口管制、平台权力全部串进了一个概念。

二、核心论证链

文章的推进是「五例归一、拆解权力、重想主权」三段：

1. 五例归一。Floridi 摆出 2020 年 6 至 7 月的五桩事：英国放弃自建的中心化新冠追踪 App、转投谷歌-苹果的去中心化方案（意德早已如此）；蓬佩奥宣布拟禁 TikTok，印度已禁，微软洽购；欧盟法院在 Schrems II 案中废止《欧美数据保护盾》；华为 5G 遭欧美英封杀、中国威胁反制诺基亚爱立信；亚马逊、苹果、脸书、谷歌四巨头出席众议院反垄断听证会。他说，这些都是同一场斗争的片段——对数据、软件（如 AI）、标准与协议（如 5G、域名）、流程（如云计算）、硬件、服务与基础设施的控制之争，即对「数字之物」的控制之争。
2. 拆解权力。控制在企业与国家之间呈不对称分布。企业有创制性权力：数字世界由它们设计、生产、维护，国家在网络攻击面前甚至要靠企业当第一道防线。国家有操舵性权力（cybernetic 源自希腊语「舵手」，柏拉图《理想国》里的掌舵人）：决定什么合法、如何征税、怎样采购、合规成本几何。两种权力的分工，凝成那句判断——企业定性质与速度，国家定方向。
3. 重想主权。主权原是「领土-资源-人民」的现代-模拟概念，像石油一样有限、稀缺、可排他。但数字时代的信息圈不是领土，数据不稀缺、不可排他、非自然耗竭，且大多为跨国公司私有。于是旧主权仍必要却不够，需要叠加一层「当代-数字主权」。问题只剩一个：这层主权，事实上（de facto）与法理上（de jure）该由谁行使？

三、关键概念

• 创制性权力 vs 操舵性权力（poietic vs cybernetic）：全文的分析支点。前者是「造出数字世界」的能力（企业），后者是「给数字世界掌舵」的能力（国家）。理解一切平台-政府博弈，都可回到这对区分。
• 事实性的企业数字主权（de facto corporate digital sovereignty）：本世纪头二十年浮现的一种控制权形态——主张企业自我规制足矣、立法干预多余、制衡自会来自市场竞争。它建立在赢家通吃的事实垄断之上（马太效应）。
• 从「选民-消费者」到「追随者-用户」：Floridi 指出个体角色的塌陷。二十世纪把民主与资本主义看作一枚硬币两面（投票选择加购买选择共同带来问责）；当垄断消解了竞争，个体从「有竞争加持的选民-消费者」跌为「被霸权与消费主义希望缴械的追随者-用户」。
• 数字主权主义 / 数字国家主义（digital sovereignism / statism）：支持国家级数字主权的陷阱。它滑向自给自足、重商主义、「国家冠军企业」的话术，是文化与经济上的时代错位，应当抵制。
• 三种合法性网络拓扑：为「超国家主权如何获得民众合法性」给出的三张网——全连通（分布式合法性，国家邦联）、星形（中心化合法性，欧洲联邦）、混合网格（层级式合法性，多速欧洲）。Floridi 押注第三种。

四、关键发现

「变化的性质/速度 vs 方向」是全文的钻石。 流行叙事有两种：一种说规制会扼杀创新、拖垮产业（这话本身恰恰承认了国家操舵权之强）；另一种说数字太快、规制永远迟到，故不可能管住数字。Floridi 两边都不站。他的落点是：企业能决定变化的性质与速度，国家能决定变化的方向。这一句把「快 vs 慢」的伪对立，换成了「谁定方向」的真问题。

资本主义的出口不等于民主的出口。 二十世纪的信念是：只要输出资本主义，民主便会随之而来，中国会被资本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变成民主国家。Floridi 冷冷地说：没有发生。繁荣反而让民主显得不那么必要——他甚至给出一句刺人的量化调侃：在中国，民主的成本大约是每年至少 7% 的 GDP 增长。这一段是全文对「技术乐观主义-市场自由主义」最狠的解剖。

欧盟应把数字主权放到超国家层。 类比很精妙：欧盟的税收主权仍是国家的（故有苹果-爱尔兰避税案），而货币主权已超国家化（欧元区）。数字主权也该两级并存；但在数字数据主权上，通过 GDPR 已证明欧盟层更可行、更有效，AI 主权与 5G 主权宜循此路。最佳解不是各成员国各行其是，而是在欧盟层建立法理上（而非仅事实上）的超国家数字主权。

主权是「关系」，不是「物」。 Floridi 的第二个理论跳跃：主权不像可排他的资源（给了别人就不再拥有），而更像一种控制关系——可以更强或更弱地行使，可以委托而不「失去」，可以同时给多方。正因如此，主权的合法性可用网络拓扑来建模，而他偏爱的混合网格能同时容纳个体、民众、国家、超国家乃至原住民数据主权，交出完整的民主合法性与创新弹性，成为一种「有自身设计的差异化整合」。

五、批判评价

这是一篇「概念先行」的短论，实证让位于框架。 五个开篇例子是引子而非论据，文章真正的贡献是那套框架——poietic/cybernetic、de facto 主权、选民到追随者、三种拓扑。引用时宜取其概念脚手架，而非把它当作对某一具体政策的经验研究。它回答的是「该如何想」，不是「事实如何」。

欧盟药方带着明显的规范偏好。 Floridi 主张超国家数字主权、押注混合网格，理由是可行性加合法性；但对一个绕不开的难题——超国家主权如何真正获得民众授权（他自己点名的「民主赤字」）——文章给的是拓扑学的比喻，不是可操作的制度设计。这层「合法性从哪来」的追问，被优雅地描述了，却没有被解决。读者宜把它读作议程，而非答案。

叙任权之争的类比，点睛也易被误读。 收尾处 Floridi 把数字主权之争比作中世纪教权与皇权围绕「谁能任命主教」的叙任权之争：那是一场决定所有人生活的世俗-神圣权力之争，正如今天这场决定所有人生活的企业-政治权力之争。他自己承认这个类比「几乎完全不准确」，却「不完全不准确」——它提醒我们，主权概念本身正是从那类冲突中长出来的。引用这个类比要连它的自我限定一起引，否则就把一句诗当成了论证。

与本站的三角互文。 这篇最值得中国读者玩味的，是它与本站另两篇的呼应。von der Dunk 精读揭示欧盟用「内部市场」权能把出口管制协调为欧洲法（香蕉论证）；欧盟《航天法》草案精读揭示欧盟用内部市场条款（第 114 条）统一航天监管；Floridi 这篇则主张欧盟用超国家层行使数字数据主权（GDPR 已是样板）。三篇指向同一套「欧盟超国家协调剧本」——出口管制、航天、数据，换汤不换药。看懂这个剧本，就能预判欧盟在任何技术敏感领域的下一步。

时效检验（2020 年成文）。 文章写于 Schrems II 判决与 TikTok 风波当口。此后欧盟《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人工智能法》相继落地，正是 Floridi 所呼吁的「超国家数字主权」的制度兑现；「数字主权」也从学术词升格为布鲁塞尔的官方政策语言。作为预判，这篇几乎全部应验；作为力度评估，需用这几部新法的实际执行来校正。它的框架没有过期，它的乐观则要打折。

六、金句

“…companies can determine the nature and speed of change, but states can control the direction of change.” 企业能决定变化的性质与速度，国家能控制变化的方向。全文的钻石，一句话拆穿了平台-政府博弈的不对称结构。

“…the worst enemy of democracy is a credit card.” 民主最大的敌人是一张信用卡。Floridi 式的冷峻调侃：当繁荣让民主显得可有可无，消费就成了政治参与的替代品。

“It is already affecting everybody. And this is why it is essential to design it as well as possible, together.” 它已经影响到每一个人。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共同地把它设计好。收尾一句，把「专家的小众议题」拉回所有人的公共事务。

七、延伸追问

• Floridi 把国家级数字主权贬为「数字国家主义」而加以抵制，但对正在追求技术自主的非欧盟大国（含中国），这条界线是「主权」还是「主义」，恰恰是最有争议之处。谁来划这条线？
• 他押注的「混合网格」能容纳原住民数据主权，却回避了一个更硬的问题：当个体的「自我主权」（对自身身体、选择、数据的控制）被平台的默认设置层层架空，网格最底层的那个节点还剩多少主权？
• 2020 年后，欧盟真的把数字主权建到了超国家层（DMA/DSA/AI Act）。下一个问题是执行——布鲁塞尔有没有操舵的「舵手」，还是只有一部部漂亮的法？

文献信息

• 作者：Luciano Floridi（成文时任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教授、阿兰·图灵研究所；现任耶鲁大学数字伦理中心主任，博洛尼亚大学教席；信息哲学与数字伦理奠基者）
• 出处：The Fight for Digital Sovereignty: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Especially for the EU, Philosophy & Technology, Vol. 33 (2020), pp. 369–378
• DOI：10.1007/s13347-020-00423-6

本文为作者本人对该文献的精读分析，属原创学术评论；文中英文引用为原文短句摘引，仅用于评述目的。原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出版方所有，如需阅读全文请循 DOI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