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9 月，联合国裁军研究所（UNIDIR）在日内瓦万国宫举办年度外空安全会议，千余名参与者讨论的一个核心担忧是：外空正被越来越多国家接受为一个作战域。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空间系统的深度整合让威胁的形态加速变化，而约束这些能力的国际规则却始终滞后。这一”技术狂奔、规则跛行”的落差，正是理解外空军事防御的起点。

外空军事防御听起来像纯粹的军事技术问题，实则是技术、政策与法律交织的治理难题。本文分三层拆解。

一、技术层：从反卫星到 AI 自主决策

外空军事防御的技术图景，远比”太空战”这个词组暗示的科幻场景更具体。它大致覆盖三类能力。

第一类是反卫星（ASAT）能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动能直升式反卫星武器，即从地面发射拦截器直接撞毁在轨卫星。它的破坏力不在一次命中，而在留下的碎片。据军控研究统计，六十年来破坏性反卫星试验已产生逾 6800 块可编目碎片，其中三千四百余块至今仍在轨。2021 年 11 月俄罗斯的一次反卫星试验击毁本国一颗卫星，制造了数千块碎片，直接触发了国际社会对试验规范的新一轮讨论。除动能撞击外，还有共轨接近、定向能、网络攻击，以及对卫星信号的干扰与欺骗。国际电信联盟在 2025 年外空安全会议上特别指出，对空间系统的故意干扰与欺骗正带来实质安全影响。

第二类是天基防御与拦截。美国 2025 年 1 月启动的”金穹”（Golden Dome）导弹防御计划，设想部署一个由数千颗卫星组成的星座，搭载传感器与拦截器，在导弹发射前或飞行中将其摧毁。若真正部署，这些天基拦截器将成为美国首批进入轨道的太空武器。美国太空军将”太空火力”列为其头号作战需求之一，可见防御与进攻的界线在这里已相当模糊。

第三类，也是最新的变量，是人工智能对决策环节的介入。UNIDIR 报告《愿景型还是反应型》指出，AI 正在改变外空安全被概念化和操作化的方式。它能提供收集、解释数据的新机制，让态势感知与威胁缓解更快更准。这种”快”在军事场景中尤为关键：威胁低轨卫星的动能武器可能只留下数分钟响应时间，等待地面站指令的延误可能致命，因此自主决策的能力变得高度相关。

但同一份报告立刻给出了另一面。AI 技术具有概率性质，可能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运行，也可能被故意误用或改作有害用途；过度依赖加上技术素养不足，会在系统可靠性、遵守国际法与伦理合规上构成挑战。当自主决策被引入到”数分钟内是否开火”这样的场景，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的老问题就被搬到了轨道之上。技术层的真正难点，不是能不能造出这些能力，而是当机器开始替人做防御决策时，谁来负责。

二、政策层：愿景型与反应型的两条轨道

围绕外空军事防御，国际政策实际上跑在两条方向相反的轨道上。UNIDIR 报告用”愿景型还是反应型”这组对照，精准点出了张力所在。

一条是作战域轨道。以美国太空军的组建、“金穹”计划、“太空火力”需求为代表，它默认外空已是大国竞争与潜在冲突的战场，主张以能力优势换取威慑与安全。这条轨道推进迅速，因为它由国家安全的紧迫感和产业能力共同驱动。

另一条是军控轨道。防止外空军备竞赛（PAROS）的理念早在 1978 年就已出现，此后长期挂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却进展寥寥。近年的重要尝试是联合国大会第 76/231 号决议设立的”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外空威胁”开放式工作组（OEWG）。它的思路是绕开一时难以谈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转而先就”哪些行为负责任、哪些不负责任”凝聚共识。OEWG 在 2022 至 2023 年间开了四届实质会议，最终却因协商一致机制未能就报告达成一致。这一结果本身，就说明了军控轨道推进之难。

两条轨道的落差在具体投票上暴露无遗。2022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以 155 票赞成通过决议，呼吁各国暂停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试验，三十七国共同提案；而中国、俄罗斯、印度投了反对票。同一议题上，中俄长期力推《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条约》（PPWT）草案，主张用一部条约管住”武器进入外空”，与美国偏好的”负责任行为”路径针锋相对。防御能力跑得越快，军控共识就越显得追不上。这正是”反应型”治理的典型症候：规则总是在某项能力已经登场之后，才被动地追赶。

三、法律层：条约管得住核弹，管不住常规武器

外空军事防御最深的困境在法律层。现行国际空间法的基石是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但它对”太空武器”的约束存在结构性缺口。

关键在第四条。该条禁止在地球轨道放置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体，也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进行武器试验。但它只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禁常规武器。换言之，把常规武器送入地球轨道、用以攻击太空或地面目标，并不被第四条明文禁止。而”专为和平目的”这一限定，条约只加在月球与其他天体上，并未覆盖大多数军事活动实际发生的地球轨道。

“和平目的”本身还有解释之争。多数国家将”和平”读作”非侵略”，而非”非军事”，这就为大量防御性乃至进攻性军事活动留出了空间。加上条约缺乏执行机制，即便有禁止性条款，也难以阻止违反。于是形成了一个尴尬局面：条约管得住核弹上天，却管不住常规反卫星武器和天基拦截器。

AI 的加入让这个缺口雪上加霜。AI 赋能的自主空间防御系统，同时落在两套规则的盲区：既不被现有的外空军控框架清晰覆盖，也未被针对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规则有效约束。UNIDIR 报告反复强调，AI 在外空的应用缺乏明确监管，尤其是在国际层面。当一套武器系统既是”太空的”又是”自主的”，它就同时穿过了两道本已漏风的法律防线。

值得肯定的是，2025 年外空安全会议上，UNIDIR 主任仍将《外层空间条约》称为灵活而持久的框架，认为它能适应不断演进的技术与运行现实。这一判断有其道理：条约的原则性使它不至于因技术迭代而立刻失效。但原则性的另一面就是模糊性，而模糊性恰恰是军事能力得以在灰色地带扩张的温床。法律层的任务，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把第四条留下的常规武器缺口、“和平目的”的解释争议、以及 AI 自主决策的问责空白，逐一补上。

四、镜鉴：让规则从反应型转向愿景型

把三层合起来看，外空军事防御呈现的是一条清晰的时间差：技术层的能力已经成型，政策层的两条轨道各行其是，法律层的规则却停留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框架上。UNIDIR 用”愿景型还是反应型”发问，答案在现实中偏向后者——规则总在能力登场之后被动追赶。

对中国而言，这一图景提供了双重坐标。一方面，中国是 PPWT 条约路径的主要推动者，主张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从源头管住武器入轨；另一方面，中国在负责任行为的软法路径上态度相对保守。如何在”硬条约”与”软规范”之间找到既维护自身安全、又推动国际治理的位置，是中国参与外空安全规则塑造无法回避的问题。

真正的出路，是让治理从反应型转向愿景型：不再等某项能力既成事实后才仓促应对，而是在技术仍处早期时就前瞻性地铺设规则。这对法律人提出的要求，不是追着新武器写禁令，而是回到第四条的缺口、“和平目的”的解释、AI 问责的空白这些根子上的问题，把框架补得能容纳尚未出现的技术。外空军事防御的最终考验，从来不在轨道上多了几颗卫星，而在支撑它们的那套规则，是否还追得上技术演进的速度。

信息来源

本文基于公开信息与作者自译的 UNIDIR 报告整理分析，观点仅供研究参考。事实性表述均附原始出处，如有更新以官方发布为准。